作者：陈文扬
一、案情梳理
孙先生为币安平台注册的OTC商家，本着遵纪守法、小心谨慎的态度，在交易过程中自行设置了较为严格的买家筛选条件（注册时间、历史交易量等），同时在交易过程中坚持实名认证要求交易对方提供近几日的银行流水。
在某次交易后，孙先生发现其用于收款的银行卡被冻结。从冻结机关处了解到原因为：受害人A被骗后将钱打入李某账户，李某在平台找孙先生连续购买了两笔虚拟币，其中第二笔交易使用了从A处骗来的资金，孙先生在与李某进行第一笔交易前审核了李某提供的银行流水截图。孙先生配合冻结机关作情况说明并提供交易订单后，该张银行卡被解冻。
但几日后孙先生却因前述事件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立案侦查并诉至检察院。后经本律师团队介入辩护，本案侦查机关最终撤回了对孙先生的起诉。
二、办案机关反复纠结的“ 异常点 ”
1、有没有听说过交易虚拟货币容易收到问题资金？
2、既然听说过交易虚拟币容易收到问题资金导致冻卡为什么还要继续做这类交易？
3、为什么第二笔交易时没有再仔细审查该买家的银行流水？
三、法律分析
（一）办案机关的归罪逻辑：
1：虚拟货币交易本身就不是传统的正经买卖，同时好多办案机关会自行扩大解释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94公告、924通知等），将政策中的“不鼓励、不提倡、不支持”一刀切地认定为只要从事虚拟货币相关的行为均为违法犯罪行为。
2：既然当事人听说过炒币容易收到问题资金被冻卡，且当事人的卡也确实因收到问题资金被冻结，就推定当事人主观明知交易对方使用的是问题资金仍然与之达成交易，系通过进行虚拟币交易帮助上游犯罪分子处理赃款。
3：当事人在进行第二笔交易时再次审核买家的银行流水，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因而存在主观过错。
（二）律师辩护要点：
1、我国现阶段的有关虚拟货币类的政策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将公民个人的虚拟币交易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公民个人单纯的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属于风险自担的民事行为，其本身并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
退一步讲，即使2021年12月30日最高法公布的第199号指导性案例对虚拟币与法币之间的兑付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其裁判要点的表述也仅仅是“比特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违反了国家对虚拟货币金融监管的规定，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并未直接将公民个人的炒币行为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
2、当事人对于买家使用问题资金不存在主观明知。
1:平台炒币的交易模式为：当事人作为商家挂单在前，买家出现在后，商家不可能“预见未来”，根本不可能“明知”买家使用问题资金来找自己交易。
2：炒币收到问题资金为小概率事件。据统计，币安等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炒币收到问题资金的概率为几万分之一至几十万分之一，这种万里挑一的“中彩票”概率并不满足“高度盖然性”，不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听说过炒币可能收到问题资金”并不代表炒币一定会收到问题资金，这就如同大家都听说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并不代表坐飞机一定会失事的道理一样。
4：新闻资讯显示，疫情以来，超八成的义乌外贸商家都频频遭遇冻卡，其中因过度风控、机械化操作导致错误冻结的情况比比皆是，更加说明了银行卡被冻结并不等于涉嫌犯罪或与上游犯罪有关。按办案机关的归罪逻辑进行下去，只要收到问题资金被冻结过银行卡就构成主观明知，那么这些外贸商家们早就应该全部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了。
3、审查交易对方流水并非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且普通商户并不具有从流水中判断对方是否违法的专业能力。办案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认为当事人应该仔细严格审查交易对方的每一笔流水，就好比要求开饭店的老板或淘宝网商家在卖东西前均应当严格审查买家的银行流水及资金来源一样，这显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